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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胡楊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高度重視發展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十四五”規劃對“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作出專門部署，要求加快建設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2022年，黨的二十大提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體現了國家對數字經濟的高度重視。

數字化轉型是銀行業對接數字經濟的必由之路。近年來，部分銀行以經營數字化和管理數字化為方向，構建數據驅動型創新發展模式，提升數字化運營和風控能力；部分農村金融機構緊扣國家政策，從助力鄉村振興政策方面發力數字化轉型，打通農業融資內循環。

就中小銀行而言，數字化轉型工作面臨哪些突出問題？要注意避免哪些誤區？應采取怎樣的轉型節奏？5月12日，在“第二屆農商銀行百人會深圳會議”期間舉辦的“科技賦能與信創落地”分會場上，與會嘉賓圍繞上述話題給出了自己的觀點。

在中國銀保監會統信部信息安全處處長于慧龍看來，評估數字化能力，可以關注幾個主要指標，其中之一是人力資源密度情況，即每創造1億元資產，對應需要多少人。據他介紹，2022年底，城商行這一指標平均為0.98人/億元、民營銀行平均為0.66人/億元、農商銀行平均為1.03人/億元、省聯社平均為2.08人/億元。此外，電子渠道交易也是評判的依據之一，農村金融機構主要電子交易筆數替代率為76.3%，網上銀行和手機銀行的作用正在逐步提升。

盡管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小銀行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仍存在一些突出問題。據于慧龍列舉，一是數字化轉型戰略定位不清晰——部分管理層缺乏對數字化轉型的全局觀，對數字化的技術和理解能力不深，認為數字化轉型僅僅是科技部門的事，事實上，數字化轉型是業務、技術的融合，需要全行聯動起來；二是缺乏與銀行已有戰略的協同——數字化轉型的戰略與銀行自身的業務、戰略不匹配，沒有體現出差異化發展的比較優勢；三是傳導與執行困難——沒有形成全行共識，存在高層熱、基層冷，有的銀行由科技部門牽頭，但沒有分解到業務部門，也沒有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所以造成業務部門擔心數字化轉型會收縮自身業務的自主權和審批權，因而缺乏配合的意愿和動力。

除上述問題外，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信息官高峰補充，數據治理水平不強也是中小銀行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數據治理是數字化轉型的基石，之后才是科技能力。”他表示，我國銀行業自2018年起開始強調數字治理，其間歷經3個階段，分別是：為了滿足監管的需求，為了滿足自身數字化發展的需要，為了滿足數字資產的需要。數據治理強調數據管理和數據應用，數據治理應該服務于業務，對場景有所幫助。

對應上述現狀，于慧龍建議，各銀行應加強頂層設計，數字化轉型不能僅由科技牽頭，而應是“一把手”工程，需要全行全面協同。“數字化時代，農村金融機構今后應同步考慮網絡安全、數據安全以及外包風險問題。”他說。

融聯易云金融信息服務(北京)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常義君也關注到了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風險防范問題。他認為，金融創新最核心的內容是流程符合監管和專業要求，一旦出現風險，將不僅是人的問題，也不僅是機構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和環境的問題，所以框架非常重要。新的大模型技術帶來的風險是寬泛的，相關技術可能存在一定的隱蔽性。考慮到個體差異，常義君提示，不同類型機構應對技術風險的方式也不一樣，比如A類機構有成本，可以向大行借鑒并解決問題；C類機構自身沒有獨立的系統，只有一到兩名專業人員，如果用同樣的方式應對科技風險、完全照搬照抄，效果不會令人滿意。